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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史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顾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治世观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史为鉴、以史教化所构成的史学理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学理建树。这个宗旨，与古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互为表里。史家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唯坚信史学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才会赋予历史著逑以“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会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理念。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以“资治”和“明道”这两大功能，对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想发挥了重大影响。自西周初年产生“殷鉴”观念以来，“以史为鉴”这一历史观念就与现实政治联结在一起，不仅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而且引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方针。随后，在经史互动的机制上，“以史明道”成为古代获取理性思维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史学发挥经世功能的过程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设计政治方案，漠化、排斥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而过多地以历史事例为参照和指导。虽然这也会闪耀出思想火花，但却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