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蒲松龄的画像，彩色的，坐在大圈椅子上，穿了官服，一绺胡须。他希望留下一个官的形象，尽管一辈子求官不得。据说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就是刺向官府的，寓意极多。求官不得，又发现官坏，就刺官。
他离我们很近，所以关于他的行迹考证起来并不难。山东一带是他生活的地方，所以去的地方也比较多。他还曾到南方短期生活过。崂山上，太清宫面南大殿，左边的厢房就被指定为蒲先生当年写书的地方。这个厢房阴气甚重，方砖铺地，小桌卷边，很有些特色。我已经去了崂山许多次，每一次都小心地探着身看那个小厢房。里面有浓烈的香味和烧纸味。这气味传达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但非常熟悉。
蒲松龄的书总由极多的矛盾所交织，并不像一些研究者说得那么简单和纯粹。他们说他是借说鬼道妖来刺贪刺虐。其实他的兴趣分散得多，思想也芜杂得多。比如对待官场，他的态度就有羡有嫉，有恨有鄙，更有些不可割舍的情结在。他是一个迷信的人，而迷信，与我们现在讲的“宿命感”又有所不同。迷信是一种更简单的、更浅直的思维。总之他是一个非常民间化、底层化，非常世俗化的文人。他是个文章高手，但又仅仅是个乡下秀才。他的境界还停留在乡间秀才的水平上，这又与他极高的文字技巧与修养不太相符。其实这现象古今皆同，当今文场也是这样。不少人在走“大俗大雅”的文路，这样做不是深得文章之道的结果，而是囿于各种条件走不出自身屏障的缘故。这样的道路也只能“大俗”，并由此获得自身的生命力。但这样做到了极致，往往也只是第二流境界。因为这样做其实只是“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混合物。而第一境界常常由“美声唱法”或“民族唱法”才能到达。因为手法本身也需要一种纯粹性。蒲松龄之道，是松弛就便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