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一种文体，通过发表议论或记述事物来说明某个道理，早期的“说”是战国时代策士进言献计的“游说”之辞。汉以后出现了以“说”命名的文章，用来说明或申述事理。徐师曾《文体明辨》云：“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唐宋以后，以“说”命名的文字除了具有理论性文章的特点外，更偏重于说明和阐释。这类文章一般具有篇幅短小，行文自由的特点，或阐明事理，或抒写生活中的感触，或记读心得，近似于现在的杂文、杂感，所以亦称这类文体为“杂说”。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都是“说”这种文体中的名篇。
“杂说”可以说是一种议论文，是杂文最早的形态。《四库全书总目录杂家类一》说：“杂家之义广，无所不包，……议论而兼叙述者谓杂说。”另外，因为杂说文体比较灵活，有些文章并没有以“说”命题，但也属于杂说文体。如韩愈的《进学解》。
“解”也是文体名，指那些解释疑难的文章。“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借问答方式，先借假托者之口提出某些疑问，然后自己加以解答，借此表明身世，发泄某种不平或发表某种观点。汉代扬雄的《解嘲》开此类文章之先河，韩愈的《进学解》就集中体现了这类文章的特点。由于这类文章的写作多从作者的生活感受出发，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倾向或感情，因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另一类是具有解说性质的文章，如解释书中的某些语句或问题等，这类文章在于它的学术价值，一般不具文学色彩。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是民间口头创作。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经常采用寓言阐明道理，保存了许多当时流行的优秀寓言，如《攘鸡》《揠苗助长》等，其中《庄子》与《韩非子》收录最多。汉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唐宋时期，寓言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除民间口头创作之外，又出现了大量的文人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