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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楼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