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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还原初探
文\杨义
讨论《论语》的编纂与成书,不应该忘记其主旨在于早期儒家传述学脉,而这种传述虽多“子曰”,却非孔子直接的自述,而是弟子后学当时的记述或事后的追述和转述。《论语》的言行录,展示了孔子与弟子、与时世,以及与历史文献的文化对话,记之非出一手,集之非出一时。这其间既彰显着孔子的原意,也融合了弟子后学对原意的理解,甚至隐含着初露端倪的“儒分为八”的各有关注、各取所需的潜流,这是深入读《论语》者对其口传和回忆的形态不可不辨的。
这就使人们在考察《论语》的构成形态中,不能不追踪孔子教学体制及该书的编集过程。教以传言,编以录言,其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人际缠绕和精神网络。首先看教学,孔子最无争议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的教学体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有教无类”。弟子来源无论国别,身份无论贵贱,资质无论贤愚,年龄无论长幼,能交来束脩作为见面礼,未尝不加教诲。这就导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芜杂的结果,就无法使用统一的、系统的讲义,只能与二三子相对,点拨切磋。或在周游列国中,发挥“脚学”和“耳学”进行开放性、随机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