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谶纬
1.谶
谶在先秦的春秋时期就已载于典籍史册，多属于政治性内容，预言统治者的吉凶祸福，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说文解字》曰：“谶，验也。”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来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
《苍颉篇》云：“谶书，河洛书也。”(《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
《三苍》云：“谶，秘密书也，出河洛。”(玄应《一切经音义》卷9引)[钟肇鹏.谶纬略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2-5页]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释，“谶者预决吉凶”。《史记·赵世家》有这样的记载：秦缪公尝病，七日而寤，说：“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文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公元前513年(晋顷公十三年)，扁鹊为赵简子诊断病情，“赵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这是有关谶语的早期记载。后来的“祖龙死而地分”的刻石，陈胜起义时“陈胜王”的鱼腹丹书，也都是谶，但和儒家的经义尚未。从以上的记载看，这些较早的谶语，几乎都涉及到政治和统治阶级的兴衰治乱，有人称之为“政治预言”。[钟肇鹏.谶纬略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151页]
2.纬
纬是对经而言，纬书是对经书的解释。《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苏舆说：“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释名疏证补》)由此可见纬书的产生是依傍经义，其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说与经义的结合。纬最先见于典籍记载不早于西汉成帝年间，比谶要晚得多。本来谶纬并非同类，但当谶纬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就出现了纬中有谶，谶中有纬的局面，二者合流，了无区别。[钟肇鹏.谶纬略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151页]
3.谶纬的实质和内容
谶纬的内容，非常复杂；有释经的，有讲天文的，有讲历法的，有讲神灵的，有讲地理的，有讲史事的，有讲文字的，有讲典章制度的。可是方面虽广，性质却简单，作者死心眼儿捉住了阴阳五行的系统来说话，所以说的话尽多，方式只有这一个。我们只要记得汉初的五色天帝，转了几转的王莽的五德说中的人帝，又记得了阴阳五行的方位和生克，就好像拿了一串钥匙在手里，许多的门可以打开了。[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119页]
谶纬是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其内容博杂，可以说无所不包，与数术占卜、神仙方技、原始宗教、儒家经说以及古代自然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其核心则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论为主体的神秘思想。[钟肇鹏.谶纬略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74页]
谶纬是以阴阳五行说为骨架，附会经义与儒学相结合构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神学体系。儒学本以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体，用今天的分类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对于自然科学和神学颇少涉及。可是谶纬则不仅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也有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内容，可以说是贯通天人，无所不包，统自然与社会为一体，构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神学世界观。[钟肇鹏.谶纬略论[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83页]
二、三国谶纬的时代背景
东汉王朝依靠世家豪族地主阶级的支持，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到了它的中后期，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变化，将东汉王朝的政治一步步地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外戚宦官更迭专政，土地兼并加剧，吏治腐败所有这些便使东汉统治陷入不可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经过黄巾大起义一涤荡，豪杰并起，互相争斗，最后剩三个实力最强的。此时宫廷、朝廷、各政治集团间的政治斗争中，各派势力仍常借助谶纬，制造与传布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汉末袁术手握重兵，声势颇盛，遂宣言当应汉末“当涂高”之谶，谋划称帝。曹操消灭袁绍等势力后，刘氏天下正统的观念，孙吴、蜀汉与之并立，是曹魏代汉的严重障碍。曹操借助‘许昌气见于当涂高’迁都许昌， “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三国中实力最强的。孙权以“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在江东称帝，蜀汉刘备也借助谶纬称帝。
利用谶纬作政治宣传或打击对手的武器，是政治斗争中实用主义的策略，但也显示出谶言争取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特殊价值。许多事例还证明，现实层面上的利用甚至作伪，并不妨碍精神层面上对谶言的信仰或敬畏。符讖图箓不仅是仪式及宣传之必备符号，更是觊觎大位者自信与底气的心理凭借，探测天命顺逆、人心向背的风向标。“道应符历，虽废必兴; 图箓所弃，虽成必败”之论述，并非人云亦云、口是心非的空话，而是有能力影响甚至左右抉择的信仰。[吕宗力.谶纬与两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M].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11月，第307页 ]
民间武装抗争借助预言（例如谶谣或图谶），煽动民意、引导舆论、凝聚民心，或所谓“妖言惑众”，是中国的悠久传统。陈胜、吴广鱼腹丹书、狐鸣“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都是代表作。
为了有效、有力地实现沟通达到既定政治目的，信息的表达必须简单、通俗、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最好还略带点神秘，可以刺激受众偷窥天机的好奇心。于是生动有趣、象征意味浓厚、解读空间广阔的神话祥瑞、灾异、妖言、图谶，就成为承载政治斗争的最佳载体。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上天借图谶、灾祥传达信息、启示天意，早已是深入人心的信仰。
魏蜀吴统治者在舆论动员、争取群众的过程中应用灾异、祥瑞、符箓、图谶，以论证其武装斗争、争权夺势的正当性。
三国的时代背景，说明它的继续流行是有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根源的。刘氏王朝在连年天灾和农民暴动的强大压力下，无力摆脱危机，希望借助“天命”，“神的启示”来延缓王朝的政治寿命；而上层统治考中间的一些阴谋家、野心家，也利用宗教迷信，给自己企图篡夺政权创造“神态”的借口。[]
然而，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客观存在，一种逻辑思维方式，自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某种规律。我这篇文章，就是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一步探求谶纬在三国时期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及其继续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