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共“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 中共“一大” 选举 人际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陈独秀为何会当选为总书记”，都从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陈独秀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陈独秀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共产主义小组
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许德珩回忆：“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4）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陈独秀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就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陈独秀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陈独秀的敬意。陈独秀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陈独秀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陈独秀。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就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5）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前就和陈独秀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独秀赴任广东未实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李大钊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陈独秀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董必武、陈潭秋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陈潭秋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陈独秀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董必武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董必武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中共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陈独秀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陈独秀就是通过他们和董必武、陈潭秋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李大钊。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陈独秀。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陈独秀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陈独秀请教，陈独秀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陈独秀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陈独秀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期间，陈公博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陈独秀则不时给予指导。陈独秀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陈独秀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陈独秀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中共“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陈独秀，他说“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陈独秀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李大钊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李大钊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陈独秀。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陈独秀“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李大钊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施存统。他们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周佛海最初认识陈独秀是通过张东荪。周佛海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施存统去日本，陈独秀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共日本小组，并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周佛海就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李大钊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二）和李大钊交往频繁的共产主义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济南党小组的建立是与李大钊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他在整个创建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据《王尽美传》：“尽美同志同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的联系是比较早的。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发展北京以外的第一批会员时，就吸收了尽美同志。”（26）王尽美结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经常以山东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热忱地向这位进步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回到山东后，王尽美以北京为榜样，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王尽美经常到北京去，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也曾代表山东学生界去北京参观学习。李大钊也多次派人到济南来指导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党小组建立以后，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找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研究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陈为人受李大钊所托，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验，对王尽美等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这个期间，陈独秀也写信给济南的老同盟会员王乐平，请他在济南发起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认识陈独秀的，以后一直来往密切。王乐平把信的内容转告给王尽美和邓恩铭，由他们负责组织党支部。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此可见，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付出了心血。但相对来说李大钊与王尽美等人关系要更密切，关系也更近。张国焘回忆：“北京小组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开展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7）可以看出，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党组织对济南党小组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独秀只是通过王乐平和他们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影响没有李大钊那么深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张国焘到上海时，陈独秀还曾专门和他谈过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张国焘回京后向李大钊报告会谈情况。李大钊认为“上海所拟定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7）于是李大钊就和张国焘、张申府一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和北京小组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中间联络员的就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张国焘回忆：“我景仰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和陈独秀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也非常推崇陈独秀。早在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那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张国焘作为学生会干事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9）后来他又在文中赞扬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起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10）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时，就通过《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当时他就对陈独秀很崇敬，但直到191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社会活动较多，刘仁静也没有和他有过多少直接的接触。真正对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指导作用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对这个年仅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称赞他“小小的年纪能奋斗”。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为进步青年提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和著作。刘仁静在他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马列著作，并觉得“自己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活动中，刘仁静也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对李大钊非常尊崇，认为李大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只有像他这种众望所归、号召力极大的人，才能真正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并称他“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灵魂。”（11）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刘仁静又成为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同李大钊建立起师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陈独秀无法比拟的
（三）结论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小组的发起人和代表都有直接的联系，且大多关系比较密切。而李大钊除了和北京﹑济南两个党小组代表外，和其他代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就人际关系来说，明显比不上陈独秀。李达也回忆：“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参加大会深表惋惜。”（29）可见，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心目中就已经把陈独秀看成是中共的领袖了。到选举时，大家心里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应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相反，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和“一大”代表们关系不是很亲密，因此落选也就难免了。仅从这个方面考虑，纵观十三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参加最后一次选举中央局的南湖会议，刘仁静回忆说他选的是李汉俊（30），其余十一位代表中，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周佛海应该都会选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则有可能会选李大钊；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过矛盾，态度不明确；至于张国焘，身受“南陈北李”二人的关怀与指导，他会选择谁，我们无法推测，不过这并不影响选举结果。陈独秀的支持率远远在李大钊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独秀和“一大”代表的关系比李大钊要亲密得多，这应该是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范守信《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新时期》1979年第1期；宋镜明、马建离《论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刘舜辉《陈独秀为什么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书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
（3）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尚有争论：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认为是武汉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回忆录》认为是广东代表；刘仁静《一大琐记》认为不是正式代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认为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本文取包惠僧为武汉代表。
（4） 许德珩著《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引自《陈独秀印象》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5）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转引自《新时期》1980 年第5期
（6） 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8）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9） 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
（10）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8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一卷，第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14）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6-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15）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6）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谢觉哉《谢觉哉文集》第54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转引自《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 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19）《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第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6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包惠僧回忆录》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包惠僧回忆录》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109--1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一大”前后》（二）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贾兴权《陈独秀传》第24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王尽美传》第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28）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4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9）《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关键会议实录》（上）第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作者：江苏省宜兴市汇文中学 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