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二十国集团(G20)成员的面积加起来为全球的60%、人口约占70%、GDP总量超过八成，并贡献了全球贸易总量的九成。11月14日至16日，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海滨城市安塔利亚举行。笔者作为G20研究智库代表，也受邀参加预热峰会、数场智库峰会和新闻发布会，切身体会到国际经济治理博弈的微妙，也意识到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对这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影响。在笔者看来，G20更像是21世纪的新型国际竞技场，20个强大经济体要通过政府合作机制，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明星联队”，而不是“单打独斗”。
反恐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
“恐怖啊!悲剧啊!他们太残忍了。”14日上午，在20国智库峰会(T20)现场，所有参会代表都在讨论几小时前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有的神色黯然，有的显得六神无主。第一项活动是T20交棒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海冰，以及笔者上台并致辞。当我们对巴黎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在反恐议题上，中国人坚定地站在法国人这一边”时，全场响起掌声。
会下，有不少代表向笔者表示，在反恐议题上要进行全球安全层面的大合作。但遗憾的是，声音并不统一。欧美智库学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反恐的实质还应涉及与发展、社会、文化相关的深层问题，他们更多强调打一场“全球反恐怖战争”。而新兴国家想的不一样，尤其是来自土耳其的代表。他们在强调反恐的同时，呼吁关注发展问题，比如如何解决目前高达数百万、从叙利亚源源不断进入土耳其的难民议题。事实上，T20今年的牵头智库土耳其经济政策基金会(TEPAV)此前一直在推动难民成为G20年度议题，并草拟声明，征求主要智库合作伙伴的意见，结果被否掉了。这表明，从全球层面上看，各国都有自己的考量。
国内有舆论认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会像“9·11”事件那样再次给中国以充分发展的缓冲时间。但笔者在G20峰会期间的思考是，中国所处的位置会变得尴尬，发达国家希望得到中国在反恐上的实质支持，这样有可能使恐怖主义势力“东移”，祸水或将被引向中国。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能对难民尽更多责任，有的甚至说，中国应该拿出更多精力、资金帮助世界解决难民问题。此时，智库层面的思想交锋就变得更重要。笔者告诉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中国同情难民，支持反恐，但难民与反恐议题要通过更合适的场合与国际机制(如联合国等)来解决，不应在G20这个“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上来讨论，更不能将这个全球议题“单边国家利益化”。
客观地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首次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平等商议、平等决策，世界治理从此进入“G20时代”。G20机制最终确定了“重塑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但G20有目标，却没有协调，更没有有效手段，对突发重大事件背后的解决方案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些构成了目前G20机制运行中的困难。根据笔者所在智库的研究评估，过去G20峰会的领导人公报、共识和倡议，已落实的不足30%，难怪此次土耳其峰会议题要聚焦在“3I”，即“包容、执行与投资”(Inclusiveness、ImplementationandInvestment)，重点强调“共识的落实性与执行力”。
“中国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论调不被认同
中国是少数几个落实公报最好的国家。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中国分享经验的真诚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力度受到关注和肯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G20问题的约翰·科顿教授告诉笔者，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好像是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发展的良药，犹如在全球悲观情绪中注入一剂清醒剂。
笔者在G20预热峰会闭幕式做主题演讲，当讲到“中国过去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世界应重新发现中国优势”时，发现场下有许多人频频点头。另一位演讲嘉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休克疗法”理论的始作俑者萨克斯教授一反常态，对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清晰、明确大加赞许，还号召全球都像中国这样规划经济发展。
在安塔利亚期间，一个花絮值得一提。土方邀请笔者参加15日与土耳其总理的晚餐，等笔者经过严格安检到达“晚餐”地点时，发现应邀共餐的还有参加C20(公民20国峰会)、B20(商业20国峰会)、Y20(青年20国峰会)的上百名客人。在这场“大派对”开始前，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偕夫人在接待处等候，并与大家握手。没想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也纷纷来与客人见面，有的转一圈匆匆离开，有的留下与大家交流。看到笔者这张中国面孔，很多人问：“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呢？”还有的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也没来这里？”最终，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没有出现，笔者身边的一个外国人感慨：“大国领导人不容易，但全球经济治理太需要中美双边参与和商谈了!”
峰会期间，笔者还听到一些对中国的褒赞和期待，但多少超出中国的国家能力。比如，土耳其学者沙哈达·伊斯兰说，中国应在明年担负起一种“全球性的、先发制人的、负责任的领导角色”。土耳其副总理尤玛兹更是公开表示，希望中国成为领导者，团结其他国家抵制引发货币战争的政策，以维护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实际上，中国是否完全接受“领导者”角色，还需要全面评估。
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笔者也借多个场合出声。奥巴马的观点是，全球关注的重点不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而是敦促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更多措施提振经济，还说“美国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笔者在新闻发布会等场合表示：中国过去7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5%左右，美国只是15%左右，“奥巴马的文章是在混淆视听和推卸负责”。
在20国智库峰会闭幕式，土耳其经济政策基金会草拟了主席声明，原稿中写着“中国经济增速已降低，这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威胁”，并向全场发文稿征求意见。笔者当即反对，并通过数轮私下沟通，最终把这句话删去。
明年中国举办的G20峰会谈什么？
从2008年有G20领导人会晤机制开始，G20就深层影响着中国社会。但笔者感觉国内对G20的关注热度有待提升，比如这些年书店中很少有关于G20的书籍，研究G20机制的中国学者很少，真正参与G20机制背后运作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其实，G20离我们并不远，且与每位老百姓的利益休戚相关。因为主办本次G20峰会，笔者遇到的土耳其同行更愿意把2015年视为“全球土耳其年”，认为借助这次峰会，可以帮助土耳其确定“大国”地位。
明年秋季在杭州举行的G20第十一次峰会将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顶层设计”。在安塔利亚，笔者感受到，明年中国峰会的主题、办会进程已受到极大关注，中国的全球治理贡献也获得很多正面评价。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前政府官员托马斯·贝尔内斯在几个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不意味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降低，今天的6%至7%增速所创造的经济增量仍超过5年前10%的增速。此外，中国将持续为G20及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比如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机制为全球增长寻求出路。他认为，这些经验都值得全世界来分享。
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认为，作为2016年的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将会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建立整体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三个关键领域推进国际合作。他希望中国保持“建设性的自信”，加强多边体系建设和全球治理。
来自印度学者的声音显得十分中肯。印度财政部前经济事务秘书阿尔温德·马亚拉姆期待中国举办的G20峰会能“与众不同”：首先，应继续将“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加入G20议程中，重点就是让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并在建设过程中重视环境问题;其次，中国需要将多边金融机构合作放进议题之中，促进投资和包容性发展;第三，中国可以把重点放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议题上;第四，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面临“人口红利”减少的现实，解决就业问题对促进生产和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最后，技术发展也需要G20国家协调一致行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