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个学生从小就接触到的东西，学生们对诗歌的兴趣不亚于对历史的兴趣，把二者结合起来用在教学上，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历史能力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大家知道，诗歌本身是以人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因此，除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外，人的动机、需要、欲望、情绪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而人的动机、需要、欲望、情绪在特定环境下就被历史人物化作诗歌。通过对个别历史人物（主要是指英雄人物）的诗歌、言行进行考查、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去探究历史事件。当然，诗歌常常潜伏在人的内心活动之中，不太容易暴露出来，比较难于揭示和把握，但仔细分析，仍能找出蛛丝马迹，揭示历史事件的一些端倪。
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对其主要言行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大致掌握其心理变化，折射出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一些原因或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例如，通过对诸葛亮的研究，可以发现诸葛亮青年与成年时的个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个性差异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蜀国的盛衰变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当时品评人物是由社会名流作出的。青年时期的诸葛亮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对自己的才能做出公开评价，这是需要勇气并充满勇气的。可见其具有自信、豁达的进取精神。诸葛亮出山后，屡经周折，初出山时的自信、锐气被谨小慎微所代替，在用人上也重用稳重守成之人。魏延曾经建议直取长安和潼关。但《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延每随亮出，轧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用兵上，小心谨慎，绝不冒险。从而否决了魏延的出奇兵直取长安和潼关。在《前出师表》也有这样的言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拨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但在《后出师表》中却说：“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逆睹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心情颇为悲观，信心显然不如从前。
再比如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正好与唐帝国由盛到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相始终。其诗作明显的反映了那个由盛到衰的时代。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海内殷实，一斗米的价钱才十三钱。一匹绢，钱二百。经济上的成功使国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在《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偌大一个唐王室，竟没有诗人的立足之处。不仅仕途未达，理想不能实现，而且竟已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甚至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残酷的现实使得杜甫发出了“儒术于我何用哉？”（《醉时歌》）的牢骚。从诗中影射出唐王室的腐败。一个拥有海纳百川的才学和人品纯正、竭诚尽忠、一生致力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的诗人竟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本身就折射出用人机制的退化和政治的腐败。盛唐的社会基础也已在表面繁荣的掩饰下黯然逝去，而杜甫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征兆，并将自己的这种真切感受用诗歌表达出来，在“秦山忽破碎，……焉能辩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以及《丽人行》与《兵车行》中出现。前者深刻的揭露了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后者反映了社会下层广大百姓的苦难。在杜甫诗里，不仅仅是诗歌，而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义和直接体现出的忧国忧民意识。从诗人敏感且丰富的内心世界里分明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折射出唐王室由盛到衰的历史。也正因其如此，才有“诗史”之说。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几首诗词，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心理变化，从而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作于1934年到1935年间的《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这首诗表面上看写的是山，是对山的赞美和欣赏，但联系到1934年到1935年的长征困境，“左”倾错误的泛滥，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长征路上，面对困难、紧张而复杂的局势，仍充满胜利的信心。由此可见他具有非凡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但毛泽东作于1935年2月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诗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体现了毛泽东的悲壮，一种苍凉的悲壮，“而今逐步从头越”则对革命胜利充满乐观。正如毛泽东的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江，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藏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第88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1935年10月），如“三军过后尽开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等几首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宏伟抱负。我们在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解，从而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有血有肉而丰富得多，避免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简单性描述而导致的空洞。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应注意同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不能将其孤立地使用。心理分析只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历史人物与历史进程，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又必须同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这就是说，思想、动机和欲望也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从一定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出发而产生的。在历史研究中，不但要对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气质和意志品质进行分析，还要透过这些表象，分析产生这些心理因素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从而给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历史史实之间所发生的联系以科学的解释。因此，割裂心理分析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联系以心理分析方法取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单独进行分析的方法，是错误而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