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原苏共中央主席团里的元老派发起了一场反对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要求撤销赫氏的一切领导职务。在旷日持久的激烈的争论中，主席团不少成员站到元老派一边，形成了多数。但赫氏和支持赫氏的主席团成员坚决反抗，力主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元老派极力抵制召开全会。在由国防部和克格勃连夜派飞机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的强烈要求下，元老派被迫同意召开了中央全会，赫氏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打败了元老派，宣布他们是反党集团。为了取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支持，赫氏特别派了米高扬来华，面见主席，通报整个事件的经过。毛主席支持赫氏并表示要去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
我担任了翻译，目睹了会见的全过程，现据回忆写出，以飨读者。
一、苏共领导层的矛盾和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另一方的矛盾和斗争。前一派倾向于改革，后一派比较保守。他们之间分歧的领域很广泛，诸如在揭发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上，在开垦荒地、工业和建筑业的改革、轻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问题上，在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
到1957年上半年，这两派有些分化，布尔加宁逐步转移到马林科夫一派方面，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也支持马林科夫这一派的观点。这样，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赫鲁晓夫的联盟，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利用主席团内的多数优势把赫鲁晓夫赶下台。1957年6月机会来了，他们在赫鲁晓夫6月5日出国访问芬兰期间，制定了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计划。
赫鲁晓夫于6月14日从芬兰返回莫斯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照常去车站迎接，并告诉赫鲁晓夫，拟于18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举行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庆典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会议由布尔加宁主持，但并没有按他们原来所说的议程进行，而是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进行批判。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指责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政策破坏国家工业化，大肆推行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等等。接着，马林科夫提议审查“赫鲁晓夫的行为”，从而把中央主席团会议引向了专门讨论赫鲁晓夫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先后都作了长篇发言，他们抨击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是“唯意志论”和一意孤行，还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动摇了党的地位，等等。
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又是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明确提出撤销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萨布罗夫等六名主席团委员都发言支持马林科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断然拒绝马林科夫等人的指责，顽强地为自己辩护。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基里琴科和米高扬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什维尔尼克，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对马林科夫等人的发言进行了反击，但他们没有表决权。
在6月20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决定依仗多数优势强迫赫鲁晓夫就范，强行表决。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书记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主席团选举的，因此主席团无权撤换第一书记，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马林科夫一派的计划是撤掉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莫洛托夫取而代之，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撤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由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打算将苏斯洛夫调离党中央机关，出任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6月20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原本打算通过表决来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现在已不可能。他们当即改变了策略手法，即不再提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而改提取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设置，如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至8月期间那样。也有人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由主席团委员轮流主持，或者设立第一书记，让他只负责苏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激烈争论的三天过程中，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相配合，联络了在莫斯科的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并用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飞机把他们接到了莫斯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6月21日，主席团会议继续开会。在双方激烈争吵的同时，集中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们纷纷向中央主席团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事关重大的中央领导问题。接着，他们派出第一批53名中央委员来到中央主席团开会会场，聚集在会议室门外，要求接见，但遭拒绝。之后，他们便选出由20人组成的代表团，伊格纳托夫、谢罗夫等率领他们闯入主席团会议室。代表们表示：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书记处 的领导问题。对我们全党来说这样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撇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为此，我们作为苏共中央委员，请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把主席团讨论的问题拿到中央全会上来讨论。我们，中央委员们，不能对决定我党领导人选的问题袖手旁观。这时主席团指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出来接见中央委员的代表，表示不能开中央全会。但中央委员的代表谢罗夫等坚持一定要开中央全会。此时，伏罗希洛夫大骂谢罗夫，而谢罗夫也对骂起来，并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他们将撇开主席团自行召开中央全会。这时，又有第二批87名中央委员来到会场声援。由于聚集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他们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举行中央全会。
三、全会上形势突变，赫派大获全胜
6月22日下午，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由赫鲁晓夫主持开幕。全会自6月22日至29日历时8天，共举行12次全体会议。
全会开幕后，首先听取苏斯洛夫代表中央主席团向全会作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情况通报。接着开始大会发言。朱可夫元帅第一个发言，对马林科夫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穿插安排“反党”集团成员和那些不同程度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人逐个发言作检查。
全会上的发言，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十分广泛。其中，不仅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重大国内外政策和领导人之间在这些政策上的分歧，而且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苏联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和城乡人民生活困难的一些真实侧面;在全会上披露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历次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党政军以及知识界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真情和实际受害人数;列举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对此应负的个人责任，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处理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们的发言还涉及到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共同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以及苏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反党”集团的三名主要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都先后两次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大会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人苏斯洛夫一一宣读了他们三人向党中央委员会递交的申明书。他们都表示承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都承认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二人承认了反党，请求给他们以继续工作的赎过机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幕后思想家的莫洛托夫，只承认他“要求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是个政治性错误”，但并不承认反党，认为他们的活动“并未超出主席团个别委员之间交谈的范围”，不是搞什么阴谋。当中央全会正式表决《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莫洛托夫一人弃权。中央全会的决议宣布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在决议中，对属于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被定性为投靠“反党集团”、被怀疑为“反党集团”起草决议和提供理论根据的谢皮洛夫，则分别给予了党内处分：对布尔加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将别尔乌辛从中央主席团委员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将萨布罗夫从中央主席团中清除出去;将谢皮洛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全会一致赞同赫鲁晓夫留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扩充和调整了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增补了中央委员。全会于6月29日闭幕。
这次中央全会以赫鲁晓夫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他不但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而且把反对自己的人从中央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出去。赫鲁晓夫虽然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了反党分子，但在对他们处理时，却没有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将他们置于死地。全会结束后不久，莫洛托夫就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一个水电站站长，而卡冈诺维奇则被派到乌拉尔一个著名的大企业当经理。
四、“老同志犯错误就算反党?”
7月2日上午刚上班，我们中办翻译组接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秘顾大寿打来的电话，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有重要事情转告。我们立即报告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的值班秘书。不久，秘书通知我们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委托刘少奇会见他，地点在北京中南海刘少奇官邸。我们遵照尚昆主任的指示通知了苏联大使舘。
刘少奇会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在座的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阿布拉希莫夫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表示，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老同志反党难以理解，对他们的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他们说，中共有一个王明，他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最后，刘少奇说，将把苏共中央的通报报告毛泽东同志。阿布拉希莫夫把六月全会《决议》(俄文本)交给了刘少奇。会见后我们连夜把《决议》译成中文，连同会见记录交给了尚昆办公室。尚昆审阅后批给中办机要室印发中央领导同志。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7月5日，即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正式公布之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说：感谢你们把苏共中央在6月22日至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通报我们。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五、米高扬秘密来华，面见毛泽东
7月2日在刘少奇接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态度，显然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当时站在一只脚上，中国的声音很重要。”于是，赫鲁晓夫紧急派遣正在黑海休假的米高扬赶赴中国，面见毛泽东，争取毛的理解和支持。7月3日下午，杨尚昆主任通知我，米高扬后天来华，去杭州见毛主席，要我明天同他一起去杭州，毛主席会见时要我担任翻译。次日清晨我到西郊机场，随尚昆主任乘专机赴杭州。7月5日晚7时，毛主席在杭州汪庄会见了米高扬和随行的阿布拉希莫夫一行。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由我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担任记录。
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反党集团”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他说，分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他们拒绝接受新措施。在内政方面，他们反对改变过去斯大林时期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反对民主化;经济上反对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反对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坚持旧的管理方法;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在牛奶、肉类的生产上超过美国人的口号，认为加速牛奶、肉类的生产将会把整个生产打乱，吃亏的是重工业;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反对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即对奥和约)，反对苏联从奥地利撒军，反对改善同芬兰、日本、西德等国的关系;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搞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反对援助匈牙利、东德，反对向波兰赔偿因向苏联提供的煤价格过低而蒙受的经济损失，等等。另一类分歧是对过去工作的估价问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在斯大林大批屠杀干部的事情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对许多干部的枪杀命令是由他们直接签署的，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枪杀是需要的，对革命来说是必要的。
米高扬在谈到处理“反党集团”事件的过程时说：“反党集团”在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本来就占少数，他们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扩大主席团成员的建议，反对吸收一些较年轻的人参加主席团;他们认为与其在新的17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不如在原来的11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出国访问的机会，暗中策划要搞掉赫鲁晓夫，给赫鲁晓夫扣上“右派”、“托洛茨基派”等政治帽子。主席团会议很激烈地争论了四天，6月21日部分中央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要求召开中央全会。6月2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始举行。在全会上，苏斯洛夫把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向大家通报后，会议立即转入对“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在全会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发言作了检讨，萨布罗夫在会上揭发了他们的宗派活动，马林科夫等人被击败，并且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六、毛主席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听取米高扬的介绍时插话说，这几个人中间，莫洛托夫给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顽固。他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他还说，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时候应该加强领导。这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这一次，开头是他们进攻，你们防御，结果你们打了胜仗。毛泽东还说，你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但是也不是天下太平无事了。要准备有事。进步和落后的斗争，有时会很严重。你们巩固，我们就好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党内原来也有些同志们想，是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更好一些?如果再闹事，再办。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得不这样决定的。毛泽东最后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昨天我们已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人们不了解内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还要说服。他们(指莫洛托夫等)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增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一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改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基础。
会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最后，毛泽东再次对苏联客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支持苏共中央这个《决议》。接着，他还让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在告别时，毛泽东表示，他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米高扬听了这番话，十分满意，并表示感谢。从他表情上看得出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担一下子都卸了下来。
这次会见是在杭州汪庄毛泽东住地靠湖边的一间书房里进行的，书房不大，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完就拿起扇子扇几下。毛泽东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没在意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家一看，是把旧扇子。在扇柄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他身边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上面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离开汪庄，我陪米高扬回到西子湖畔的别墅。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了，我看他还是那样兴致勃勃，通宵的会谈并没有使他感到疲劳。根据安排，第二天我就要陪他返回北京。当时，为了保证米高扬专机的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安排飞行计划。他通过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转告我们，徐州地区夏天多雷雨天气，飞机务必要在上午11点以前起飞。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米高扬，请他早点休息，他同意了。
七、米高扬针灸，李志绥造谣
米高扬这次来中国之前，是在黑海边休假。为了争取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叫他中断休假专程来中国。米高扬在海边被海风吹得后背疼。他问我，在走之前能否请中医给他治治。我向叶子龙讲了，叶子龙建议请浙江人民医院的医生给他针灸。第二天，11时左右，我和李志绥医生、浙医的孙振环医生来到米高扬的住所，他还在睡觉。大家只好等着。
下午1点，米高扬起来，吃过饭后来到客厅。李志绥问了问米高扬背部疼痛情况，孙振环医生给他扎了针，我当的翻译，一共没谈几句话。这时快两点了，我陪米高扬急急忙忙去了机场。
这里还要提一提，二十多年后李志绥在他到美国后写的一本书里，竟把他陪杭州的孙大夫去给米高扬针灸的事描写成是毛主席派他去见米高扬，向米高扬阐述毛泽东的“核战争的战略思想”!读后我百感交集，没有想到李大夫居然坠落到无中生有的地步!我是当年在场的唯一的懂俄文的见证人，李志绥同米高扬之间一问一答，李问“您背部哪里疼?”，米高扬用手指着后背说“这里、这里”，都是我翻译的。一共没用一二分钟，如此而已，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在李志绥的笔下却变成了他受毛泽东之托向米高扬长篇大论地讲述毛泽东的“核战略”!
八、专机遇暴雨，有惊无险
米高扬的专机是伊尔—14，机舱里放了张长条躺椅，中间是小茶几，旁边有几张没有靠背的圆沙发。米高扬睡在躺椅上，我坐在小圆沙发上。起飞不久，天气就变得很坏。乌云翻滚，扑面而来。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连茶几上的热水瓶和水杯都跳起来。中国的领航员来报告说，刘亚楼司令正在从北京的南苑机场和机组对话。刘亚楼曾在苏联留过学。当我走到驾驶舱时，就听见他流利的俄语大声责怪机组这么晚才起飞。他指挥机组向天边亮的方向飞行，绕过雷雨层。于是，我们的飞机先是向西安方向飞行，然后再往北京方向驶去。
任凭飞机怎样颠簸，米高扬却毫不在乎。他对我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当时，我心里想，这老同志有些缺德，你快70岁了，死了是没关系，我才20多岁，也得陪上。
飞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平安到达北京。原定降在南苑机场，因下起了大暴雨，临时改降在西郊机场。杨尚昆主任从南苑赶到西郊机场前来迎接。
米高扬这次访问中国属秘密访问，在顺利完成任务后，他立即返回莫斯科。
九、核援助换支持，废协定以反华
毛主席、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同“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对他的支持，毛主席明确表示要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对巩固在同党内重量级的元老派(其中卡冈诺维奇曾是赫氏在乌克兰的顶头上司，一手提拔了他)搏斗中元气大伤的赫鲁晓夫的地位无疑帮助极大。为了换取毛主席更多的持久的支持，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决定满足1954年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向他提出的“核援助”的要求，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并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在毛泽东11月访苏前同中方签订正式协定。于是，9月上旬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苏，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在火箭、导弹、原子弹方面援助中国的《国际新技术协定》。1958、59年期间，该协定的一些条款得到落实。在此期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也日益加剧，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对中国的核援助。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运往中国，我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声称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一无稽之谈早已被历史唾弃。
十、赫鲁晓夫下台
七年后，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是我担任翻译的。当天深夜，11点钟左右，我已入睡。突然，电话响了，原来是苏联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说大使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要求会见中共中央领导，有重要事情通报。我当即报告了杨尚昆主任办公室。不久，主任办公室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已决定请中联部伍修权副部长接见，具体事情由我安排。于是，我马上给伍部长打电话报告此事。修权同志说，现在都半夜了，部里的会客室都锁门了，在哪里见他呢?我说，您住所的客厅很合适。伍部长同意了。接着，我又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通知他们伍部长将会见大使，以及会见的地点和时间。随后我乘车赶赴中联部。伍部长会见时，契尔沃年科大使说，今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因年老体弱辞去苏共中央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推荐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使通报完后，伍部长问道，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大使说，没有了。会见就结束了。据事后披露的消息，赫鲁晓夫被免职同他在苏联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重大失误有关，也同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有关。结果落得“众叛亲离”，连他一手扶持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尼等人都成了这次“倒戈”的主要策划者。这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同七年前苏共元老派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一些批评，何等的相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