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利津县第一中学 杨富丁（257400）
商业是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出现与发展为前提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商业起源很早，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氏族部落之间和氏族内部偶尔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产生了原始的商业。商朝的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生了专门通过物品交换牟取暴利的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工商食官”制度的逐步瓦解，各地涌现出许多商品市场，私营商业应运而生，各国纷纷铸造货币，黄金、白银也开始用为货币，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都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建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汉“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北方商业发展时起时伏，波动较大，南方商业小幅发展。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密切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大都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古代商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坊市不分，“交子”出现，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社会上经商风气浓厚，农产品大量涌入市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成为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等大商帮。
第二，对外贸易由盛转衰。对外贸易起自汉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中亚，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开辟了中西贸易的新纪元。唐朝陆路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都得到发展，与亚洲各国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宋元时期边境贸易、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朝前期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与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贸易，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和红海海岸地区。从明朝中后期起，由于倭寇入侵，我国政府开始实行闭关政策，多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因为中世纪的西欧实行庄园制，其经济单位远远大于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可以在庄园内解决，无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有限的交换仅是用于弥补庄园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不足。而中国农民家庭仍然需要以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去换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尤其是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
第四，古代中国的商业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一般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发达，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然而，在古代中国，不管其市场交换怎样发达，却不能动摇封建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由古代中国传统的市场模式造成的。古代中国的商品市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市场；另一类是乡村墟集市场。城市市场上主要进行的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皇室、贵族、官僚、绅士的享受消费，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交换很少。只有城市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的交换，才能为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乡村墟集市狭小、分散、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它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第五，古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受封建政权的压制。自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便处于封建政府的压抑之下。政府长期实行官营和专卖，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迫使大商人只有同封建势力相结合才能立住脚，大商人、大官僚、大地主三位一体，自由、独立的大商人很少的。
第六，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并存。西周有“工商食官”，汉武帝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这些官营商业长期存在，利润归国家政府所有。此外，政府对多数商品并未实行禁榷，由私商经营，商业利润一般为私商所有。
第七，从空间布局看，商业呈现从大小城市向广大乡村扩展之势。商业发展和城市紧密相连，城市一直是古代商业繁荣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周秦至唐代，县以上才可设市，商业中心一般都在城中特定位置，都城商业最繁荣。宋以后，县以下的城郭和乡村允许设市，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迅速。
（此文发表于2012年5月22日《中学生学习报·历史周刊·高一岳麓版》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