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诘形象所蕴含的精神正反映了汉族士人审美意向对北魏石窟造像的潜在影响。
石窟寺内壁下端的壁脚雕刻的伎乐天、神王和力士也都富于表现力。第三窟东壁壁脚和第四窟西南隅壁脚均有伎乐天雕刻，也都是世俗乐队演出时的写照，筚箴、琵琶、竹笛、双面鼓无一不是现实乐器的再现；伎乐天头作双髻，内着圆领衫，外披短袖对襟袍，神态专一，气氛悠然，给人以亲切的生活感受。
壁脚高浮雕还有所谓“神王”的形象，面相均较为丰满，神情自得，俨然是当时有权势的贵族、将军形象的翻版。处于壁脚下端、双手上托的力士、异兽则筋肉饱绽，孔武有力，有千钧之势。这些题材无一例外用高浮雕手法完成，手法相当粗犷而造型形神兼备，显出石窟寺简约质朴的雕刻风格。
第三窟又有“飞天”一对，下方均以弧形忍冬纹相托，飞天造型瘦俏灵秀，体态轻盈，清癯的面庞和修长的十指都隐现出南朝士人的清羸之风。而后掠的飘带和衣裙下摆上举张扬的幅度甚大，加强了飞动的节奏感。形象平面上阴刻的衣褶线条流畅简约，也增添了飞天凌空神游的动感。
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效果，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
巩县石窟寺的主佛造像以坐姿为主，衣纹自然下垂，座前下摆重叠，转折柔和，合乎结构，反映了雕刻技艺在不断成熟和丰富。
石窟寺洞窟：
石窟寺现存洞窟5个，千佛龛一个，小佛龛255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个，碑刻题记200余块。
第一窟最小，约四公尺平方，门内两侧雕有‘帝后礼佛图’，余三壁雕佛像和佛传故事。于壁角雕神王、怪兽、乐伎等。帝后礼佛图分为三层六组，每层由比丘和比丘尼作前导，帝后、侍从，前呼后拥，反映皇室之宗教信仰。此等雕像多已破损，且经后世加塑补彩，大抵失去本来面目，然其构图简练生动，是我国现存浮雕中较为完整者。
石窟寺第二、第三两窟，由其构造判断，殆为同一人之作品，中央方柱之每面作有三尊佛、两罗汉等之佛龛，四面壁上并雕有千体佛像、奏乐天人及供养行列等。第四窟系由东、西二窟组成。东窟有北魏所造之三尊佛，上有唐咸亨元年（670）十月之铭文，其左右并有二佛龛。西窟前面西方之侧壁上亦有大小之三佛龛，其一即刻有唐乾封二年（667）八月之铭文。又东西二窟之界壁上，尚有三层之佛龛，佛像中并有唐龙朔二年（662）及三年之铭文。盖此等石窟之最初，只刻三尊佛而已，至唐代开始开凿更多之佛龛。第五窟呈方形，面积最大，纵横及天井高各约七公尺。外壁入口之左右安置金刚力士像。入口东方之侧壁已崩坏，西方则有小佛龛，刻有唐延载元年（694）、久视元年（700）、咸通八年（867）等之铭文。中央有约三公尺之方柱，其四面各刻有大佛龛，窟内东西北三壁上，各开四佛龛，安置三尊佛，上部并造千体佛。前面入口之左右壁同于第二、第三窟，三层浮雕上，刻有供养人物行列之图，上面亦有千体佛。四壁之腰壁如同第二、第三窟，其前面及左右均刻有天人奏乐之图。
总之，五窟共同之特色，系在各窟内筑造大方柱，观其手法，则是承云冈、龙门之后，于北魏开凿而成。然或因年久破损，或经涂抹塑土，故现在第一窟除存有东魏天平三年（536）之造像铭外，其他之北魏铭刻已不见。第四、第五窟岩壁间有佛龛，内置三尊摩崖大佛像，其巨大之佛龛大半破坏，左胁侍菩萨已失；右胁侍菩萨之头部亦损，然颇能显出北魏雕刻之特质；本尊为释迦立像，表现北魏风格，惟膝以下埋没地中。此外，本寺大殿之外壁间所嵌入之碑中，保存有唐代禅宗大德演公（明演）之塔铭并序，寺之前庭亦存有宋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建立之净土寺宝月大师（惠深）碑。